1972年，Robert Trivers在《亲代投资与性选择》(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里写下一个后来被演化心理学奉为圭臬的命题：因为雌性在每次繁殖中投入更多（卵子比精子大、妊娠期长、哺乳期长），所以两性在择偶策略上会出现系统性的不对称——雌性更挑剔，雄性更竞争。这个框架被用来解释从「为什么男性更爱冒险」到「为什么女性更看重资源」的一切。

但这里有一个被教科书和科普读物系统性遗忘的关键细节：Trivers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相对投入比例」的博弈论模型，而不是一个关于「绝对性别差异」的清单。 他的核心逻辑是：选择压力不取决于某一方投入的绝对量，而取决于两性投入比例的失衡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物种里雄性负责全部育幼、雌性只提供卵子，那么性别角色就会完全反转——而自然界确实存在这样的例子（如彩鹬科鸟类，雄性孵卵育雏，雌性反而更艳丽、更具竞争性）。

真正有解释力的不是「女性=挑剔、男性=竞争」这个标签，而是「投入较少的一方在交配竞争中承受更大的选择压力」这个可推广的博弈原则。问题是，当这个原则被翻译成人类通俗心理学时，它从一条关于「相对比例」的条件性命题，被简化成了一条关于「性别本质」的无条件断言。

更反直觉的是，Trivers本人后来也强调过：在人类这个物种里，由于双亲投资、父系亲缘的不确定性和文化制度的介入，亲代投资比率的预测力远没有在鸟类或昆虫中那么干净。人类男性在狩猎采集社会里对后代的投资（提供食物、保护、社会资本）实际上显著缩小了投入不对称的幅度——而这恰恰会削弱「男性必然更不挑剔」的推论。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Trivers的框架本质上是关于「投资比例失衡」的动态博弈，而不是「性别本质」的静态分类，那我们是否应该把演化心理学里那些「男性偏好年轻、女性偏好资源」的所谓「普适规律」重新解释为特定生态位下的条件性策略——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类择偶的普遍语法来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