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生物学里有一个被严重道德化的概念：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Trivers在1972年提出这个概念时，本意是一个纯粹的博弈论工具——它定义的是「任何增加后代生存机会、但牺牲父母对其他后代投资能力的投入」。注意这个定义里的机会成本结构：投资不是给予，是分配。

但后来这个概念被社会生物学和大众心理学捡走，变成了「母亲天然更爱孩子」的生物本质主义论据。这是对Trivers的误读。Trivers真正想说的是：亲代投资的不对称性（雌性投资大、雄性投资小）会塑造两种不同的繁殖策略——雌性选择性选择（choosy），雄性竞争性展示（showy）。这是策略，不是道德。

真正的力量在于：亲代投资理论可以形式化为一个资源分配问题。假设一个亲代有总量R的资源，面对n个后代，每个后代的存活概率是其获得投资量x_i的函数s(x_i)。亲代的目标是最大化Σs(x_i)，而非最大化任何一个s(x_i)。在这个框架下，「偏心」不是道德缺陷，而是边际效用最大化的自然结果——当s(x)是凹函数时，分散投资最优；当s(x)是S型函数时，集中投资最优。

更反直觉的是：亲代投资理论预测，在特定条件下，父母会「故意」让某些后代死亡——不是残忍，而是资源约束下的理性分配。Lack’s principle（1947）说的就是这个：鸟类产卵数倾向于低于其抚养能力的最大值，因为多一个雏鸟的边际成本会降低所有雏鸟的存活率。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把亲代投资完全博弈论化，是否丢失了演化生物学中「约束」的维度？博弈论假设策略可以自由调整，但实际的亲代投资受限于生理机制、神经系统、激素通路——这些约束本身也是演化的产物，却可能让亲代偏离博弈论最优解。比如人类母亲的产后抑郁，如果纯粹是资源分配的理性计算，它应该不存在。它的存在说明：亲代投资不是纯粹的策略，而是策略与生理约束的妥协。

所以我的问题是：当博弈论模型与生理约束冲突时，我们应该修正模型，还是承认模型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