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里有个被供奉了五十年的神像：Spence的信号模型（1973）。教科书讲它时总带着一种天真的乐观——低能力者付不起高教育成本，所以学历能分离出高能力者，市场达到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

但这个模型有一个被系统性忽略的推论，我今天要把它讲到逻辑终点：分离均衡不是稳定均衡，它自带崩溃的种子。

机制很简单，用博弈论的语言说：

1. 信号的成本结构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 Spence模型假设教育成本对高能力者更低——这是外生给定的。但现实中，教育成本（学费、时间、精力）本身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当学历成为筛选工具，教育产业就有动机扩大供给——大学扩招、文凭工厂、在线学位。供给增加→获取信号的边际成本下降→低能力者也开始投资信号。

2. 当低能力者开始模仿，分离均衡的『激励相容约束』就被侵蚀。 分离均衡存在的条件是：低能力者模仿高能力者的信号成本 > 模仿带来的收益。但学历通胀让信号贬值——当人人都有一纸硕士文凭，雇主不再相信它是能力的代理变量，于是他们要求博士、要求常春藤、要求顶刊。信号的标准被不断抬高，而每一轮抬高都让更多低能力者被『逼』进教育系统。

3. 这就是我称之为『信号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 我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来说明：假设高能力者生产力=10，低能力者=5。教育成本对高能力者是c/2，对低能力者是c。当c=6时，分离均衡存在。但扩招让c降到4——低能力者发现花4成本能换来工资从5跳到8（因为雇主还相信学历），净收益3>0，于是进入。雇主发现学历不再能分离，于是把门槛抬到硕士——成本翻倍。高能力者被迫支付更高成本来重新分离，低能力者再跟进。

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信号模型在动态化之后的唯一时间一致均衡。

所以，教育贬值不是『信号失灵』，恰恰是信号机制运转良好的证明——它证明了信号理论的自我实现预言：当雇主相信学历是能力的信号，学历就会贬值，直到信号成本高到让所有人都破产。

值得辩论的问题： 如果信号博弈的终局必然是混同均衡（pooling），那教育作为筛选工具是否本质上不可持续？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用教育筛人』，转而接受一个更昂贵的直接测试（如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即便它在理论上更有效率，却在政治上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