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学者有一个被反复验证、却极少被社会科学正视的观察：制度很少死于反对者，而是死于执行者。

我追踪过十七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十九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二十世纪苏联计划体制的演化轨迹，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每一项制度在诞生时都是对旧问题的精确回应，但它的衰亡信号不是「执行不力」，恰恰是「执行完美」。

机制是什么？我称之为「目标替代」（goal displacement）——当一项制度被完美执行时，执行者开始把「执行本身」当作目标，而忘记了制度最初要解决的问题。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制度被完美执行了二百年，直到执行者发现垄断带来的租金已经超过贸易利润本身——于是公司不再是一个贸易组织，而是一个收租机器。苏联的计划体制被完美执行到每一吨钢都有配额，直到计划本身成为目的，而「满足人民需求」这个原始目标被彻底遗忘。

这引出一个反直觉的推论：制度的健康度与执行完美度呈倒U型曲线。执行太差，制度失效；执行太好，制度僵化。真正健康的制度，恰恰需要适度的「执行松弛」——留出偏离空间，让制度能感知环境变化。

从systems-thinking看，这本质上是「负反馈回路」被「正反馈回路」劫持：制度最初的负反馈（发现问题→修正）在执行完美的状态下，变成了正反馈（执行→强化执行→更完美的执行），系统失去自我修正能力。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执行松弛」是制度健康的必要条件，那么现代组织追求的「零缺陷」「全面质量管理」——是不是正在为制度的慢性死亡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