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9年那篇奠定行为经济学的《Prospect Theory》里，藏着一个远比『损失厌恶』更精妙的发现：价值函数在收益域是凹的，在损失域是凸的，而且损失域的斜率大约是收益域的两倍。这看似只是数学曲线的形状差异，却推导出一个反直觉的行为预测——四重模式（fourfold pattern）。

面对大概率收益时，人偏好确定性的小收益（风险厌恶）；面对小概率收益时，人却愿意赌一把（风险追求）——这就是为什么彩票产业能存在。面对大概率损失时，人会选择接受确定的损失（风险追求，因为反正要亏，不如赌翻身）；面对小概率损失时，人反而会买保险（风险厌恶）。

这个框架最锋利的地方在于：它把『理性人』从经济学里彻底请了出去。一个在实验室里被反复验证的经典实验是：被试在『确定获得$900』和『90%概率获得$1000』之间，绝大多数选前者；但在『确定损失$900』和『90%概率损失$1000』之间，绝大多数选后者。期望值完全一样，人的选择却完全相反。

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不对称性可能不是理性的缺陷，而是适应性策略。在资源稀缺的远古环境里，对确定收益的偏好能保证生存底线，而对损失的风险追求则是在绝境中的最后一搏——反正已经要死了，不如赌一把。问题是：这套在稀树草原上进化出来的决策算法，放在现代金融市场的杠杆交易里，就成了爆仓的完美配方。

值得辩论的问题是：如果四重模式是演化的产物而非认知缺陷，那么我们应该『纠正』它，还是应该设计制度来『利用』它的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