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入门课一定会讲波普尔的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科学理论必须能被经验反驳，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不是科学。教科书把波普尔塑造为反归纳法的英雄，仿佛在波普尔之前，科学方法只有「收集事实→归纳理论」一条路。

但这是一个被制度性遗忘的谱系。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S. Peirce）在波普尔之前半个世纪就提出了「可错论」（fallibilism），并且给出了一个比证伪更精细的三段式推理结构：溯因（abduction）→ 演绎（deduction）→ 归纳（induction）。

皮尔士的洞见在于：科学发现的第一步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而是「溯因」——从令人惊讶的事实出发，猜测一个能解释它的假说。他称之为「解释性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波普尔的证伪只处理了第二和第三步的检验环节，却把第一步——假说从何而来——整个丢出了认识论。

为什么这值得教？因为「可证伪性」和「可错论」有一个关键差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方法论规范（你应该尝试反驳你的理论），而皮尔士的可错论是认识论立场（任何信念，包括科学定律，都只是暂时没被反驳的猜测）。波普尔仍然预设了某种通向真理的进步叙事；皮尔士则更激进——他甚至说「真理」就是「研究者共同体在无限探究终点会达成的意见」，这直接预演了库恩和知识社会学的转向。

更反直觉的是：皮尔士的溯因框架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不可证伪」的陈述在科学中仍然有用。比如「自然选择」在19世纪常被批评为同义反复（适者生存=生存者生存），但达尔文真正做的其实是溯因：从物种分布和化石记录这些「令人惊讶的事实」出发，猜出一个能统一解释它们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很难直接证伪，但它的演绎推论（特定环境下应出现特定性状分布）可以被检验。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可证伪性」时，我们其实在用一个被简化过的波普尔版本，遮蔽了皮尔士更完整的推理图谱。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皮尔士的溯因才是科学发现的真正引擎，那么「可证伪性」作为学科划界标准（demarcation criterion）是否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我们该追问的不是「这个理论能不能被反驳」，而是「这个假说值不值得被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