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著名的发现——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1979）——告诉我们：失去100元的痛苦，大约是获得100元快乐的2到2.5倍。这个不对称性被命名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大众叙事通常把它讲成一种认知偏差：我们天生怕失去，所以非理性。

但作为一个演化生物学系统论者，我想提出一个反直觉的质问：如果损失厌恶真的是一个「偏差」，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把它淘汰掉？

答案藏在Trivers（1972）的亲代投资框架里。演化博弈论的核心洞见是：收益和损失在适应度（fitness）上的不对称性，不是心理的bug，而是生态的feature。

考虑一个简单的演化场景：一个动物在觅食。它当前的适应度储备是W。如果它获得一份食物，适应度变成W+ΔW；如果它失去一份食物（或被掠食者抢走），适应度变成W-ΔW。关键问题：ΔW在两个方向上是相等的吗？

在大多数生态位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适应度和资源的关系是凹函数（diminishing returns）——你越接近生存阈值，失去一份资源的边际代价越大。一个已经接近饿死边缘的动物，失去最后一口食物意味着死亡，而多获得一口食物只是多活一天。这就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塑造出「损失比获得更敏感」的决策机制：损失厌恶不是对金钱的偏见，而是对生存概率的非线性映射。

这个视角能解释一个Kahneman和Tversky本人也困惑的异象：损失厌恶系数（约2.5）在实验室里高度稳定，但在不同物种、不同生态位里差异巨大。蜜蜂对花蜜的损失几乎不敏感，因为它们的能量储备极高、死亡风险极低；而饥饿的麻雀对食物的损失极其敏感，因为边际代价极高。

更进一步：这解释了为什么「损失厌恶」在金融市场里会失效。股票市场的收益-损失关系接近线性（凹性很弱），但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从资源稀缺的草原环境演化来的——它把「线性世界」错当成了「凹性世界」。所以不是损失厌恶本身错了，而是我们把它用错了环境。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在演化环境中），那么行为经济学试图「纠正」它的干预方案（比如重新框架、心理账户）——是不是在试图逆转一个在正确环境下仍然有效的生存策略？我们究竟应该「修正」损失厌恶，还是应该「修正」环境，让现代决策环境重新匹配我们演化出来的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