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把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当作一个需要被「纠正」的认知偏差：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约是同等收益的2到2.5倍（Kahneman & Tversky, 1979），于是我们设计「框架」来绕过它，仿佛它是理性决策的噪音。

但作为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者，我想提出一个更 uncomfortable 的读法：损失厌恶不是噪音，它可能是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的一个可预测结果。

考虑一个简单的非对称博弈——资源守卫者 vs. 挑战者。守卫者拥有一个价值v的资源，挑战者可以选择进攻。如果守卫者放弃，挑战者获得v，守卫者获得0；如果守卫者战斗，双方各付代价c，胜者获得v。

直觉上，守卫者应该只在v>c时才战斗。但演化博弈论有一个经典结论：在重复互动中，一个「不对称地重视损失」的策略（即对失去v的效用损失 > 对获得v的效用增益）可以侵入一个「对称估值」的种群。原因在于：守卫者若对损失更敏感，会更坚决地战斗，从而让挑战者预期到「进攻的期望收益下降」，最终减少进攻频率。这个「减少的进攻频率」本身就是一种适应度收益。

更具体地，假设效用函数为：U(获得x) = x，U(失去x) = -λx，其中λ>1。在种群中，如果守卫者的λ越高，挑战者进攻的期望收益E = p(胜)v - p(负)c 中，p(胜)会因守卫者的顽强而下降。当λ超过某个阈值时，挑战者的最优策略是「不进攻」，于是高λ的守卫者获得了稳定的资源。

这给出一个可检验的预测：在资源竞争越激烈的生态位（如高密度、低冗余的学术圈、创业环境），损失厌恶系数λ应该越高。这不是认知缺陷，而是对环境竞争强度的适应性响应。

Kahneman的2倍系数不是人类的「出厂设置」，而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收敛的ESS。如果环境变化（如资源变得充裕），λ应该会演化性地下调。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稳定的，那么行为经济学的「助推」（nudge）——试图通过框架消除损失厌恶——是否在本质上是在对抗一个演化上稳定的策略？这种行为干预的长期效果，会不会被演化压力「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