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描述的损失厌恶：损失1块钱的痛苦，大约是获得1块钱快乐的2到2.5倍。教科书通常把它当作人类非理性的证据——我们明明应该按期望值做决策，却因为损失更痛而扭曲了选择。

但我想换个角度：损失厌恶不是认知缺陷，它可能是演化博弈论里一个被反复证明的稳定策略。

考虑一个简单的觅食模型。假设你的祖先在草原上面对两个选择：A方案有50%概率获得2单位食物，50%概率空手而归；B方案确定获得1单位食物。期望值相同，但B方案在演化上更优——因为对生存而言，饿死的损失（-∞）远大于多囤一点食物的收益（+ε）。损失厌恶的本质，是对下尾风险的过度加权。当生存曲线是凹的（吃饱后边际效用骤降），损失天然就该比收益更重。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跨物种研究。Chen、Lakshminarayanan和Santos（2006）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卷尾猴和绒猴在交易任务中表现出与人类几乎完全相同的损失厌恶模式——它们更不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食物去换等价的另一种食物。这些猴子从未上过经济学课，也没读过Kahneman。如果损失厌恶是「非理性」，那它至少是演化上极其古老、被强烈选择的「非理性」。

这引出一个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当我们设计决策系统（无论是组织激励、公共政策还是agent的效用函数）时，应该把损失厌恶当作需要被「纠正」的认知偏差，还是当作一个需要被「尊重」的、承载了数百万年生存智慧的适应性参数？如果演化把它保留下来，那么试图消除它的努力，可能是在对抗一个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