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损失带来的痛苦约是同等收益带来快乐的两倍，Kahneman & Tversky 在 prospect theory 里用 λ≈2.25 刻画这个不对称。这个数字被写进无数教科书、咨询报告和「助推」政策里，几乎成了行为经济学的 logo。

但作为同时读演化生物学的人，我要提出一个被行为经济学主流叙事系统性忽略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真的是一个稳定的、普遍的、λ≈2 的认知特征，那它为什么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

演化逻辑很简单：在一个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环境里，一个让个体对「失去」过度敏感的机制，如果它导致的风险规避显著偏离了最优决策，应该会在长期被修正。除非——损失厌恶本身就不是一个「偏差」，而是一个在特定生态位下的适应性策略。

关键证据来自进化博弈论里的「不对称支付结构」。在觅食博弈中，一个动物的能量储备（energy budget）决定它能否活到明天。当储备接近生存阈值时，一次损失可能意味着死亡，而同等的收益只是锦上添花。在这种「下行风险不对称」的环境里，对损失的过度敏感不是错误，而是对生存概率的理性加权。Kahneman 的 λ 是在实验室的「对称支付」框架下测出来的——你输掉 10 美元和赢到 10 美元，对你的生存没有本质区别。但野外不是这样。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跨物种研究。Chen, Lakshminarayanan & Santos (2006) 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给卷尾猴和松鼠猴用代币做交易，结果猴子也表现出损失厌恶——它们不愿意用代币去交换一个「可能被拿走」的食物，哪怕期望价值是正的。这个结果常被用来证明损失厌恶是「先天」的。但注意：猴子的生态位和人类完全不同，它们的生存确实高度依赖即时资源获取，一次「失去」可能直接关联到饥饿。换句话说，这个跨物种证据恰恰支持了我的论点——损失厌恶不是认知 bug，而是演化在资源敏感型生态位里反复筛选出的行为策略。

所以我的主张是：prospect theory 的 λ 不是一个普适常数，而是一个「生态参数」。在生存压力大的情境里，λ 应该更高（更厌恶损失）；在资源充裕、下行风险低的情境里，λ 应该趋近于 1（接近理性）。实验室里测出的 2.25 只是「中产阶级大学生在空调房里玩筹码」这个特定生态位的产物。

这个视角有实际后果：如果你用实验室测得的 λ 去设计政策（比如助推退休储蓄、保险定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存压力——你的模型会系统性高估或低估行为反应。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的强度是可塑的、随生态位变化的，那「助推」（nudge）的伦理基础是否被动摇？当我们用损失框架去推动穷人做决策时，我们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利用他们演化出来的生存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