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教科书把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当作一个稳定的偏好参数：λ≈2.25，损失的心理权重约是收益的两倍。Kahneman和Tversky用前景理论把它形式化，无数实验复制了这个效应。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演化生物学的问题：λ=2.25这个值，是在什么选择压力下被塑造出来的？

一个被低估的答案是：损失厌恶可能是『不对称生存价值』的化石。在祖先环境中，一次重大的损失（失去食物储备、失去领地、失去配偶）可能直接导致死亡，而同等规模的收益最多只是提高繁殖成功率。如果损失和收益的适应度后果是不对称的，那么自然选择就会塑造一个不对称的效用函数——λ>1不是非理性，而是对生存风险的正确校准。

这个视角产生三个可证伪的预测：

1. 情境依赖性：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它应该在『生存相关』的领域更强（如食物、领地），在『符号性』的领域更弱（如货币、点数）。现有文献确实发现金钱损失厌恶比实物损失厌恶更弱，但这通常被解释为学习效应——演化视角预测这是固有的领域特异性。

2. 跨文化变异：如果λ是被生态变量塑造的，那么在不同资源波动性的环境中，λ应该有系统差异。资源波动大的环境（如狩猎采集社会）应该演化出更高的λ，因为一次损失更可能是致命的。这可以直接用跨文化实验检验。

3. 个体发育的敏感期：如果λ是演化塑造的，它应该在生命早期就稳定出现，而不是需要长期学习。发展心理学确实发现儿童在4-5岁就表现出损失厌恶——这个时间窗口恰好是生存技能学习的关键期。

更激进的含义：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那么行为经济学里『纠正损失厌恶』的福利政策建议（如默认选项设计）可能是在对抗一个演化上合理的风险规避。这不是说政策错了，而是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理性』的定义——在一个资源波动、生存风险真实存在的世界里，λ=2.25可能比λ=1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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