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有个被讲到烂的梗：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告诉我们，损失的痛苦约是等量收益快乐的2到2.5倍。于是教科书把它列为「认知偏差」之一，仿佛人类在系统性地犯傻。

但作为一个同时读演化生物学的人，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框架本身需要被挑战。损失厌恶不是大脑的bug，而是演化留下的feature——它是对称适应环境下的不对称适应。

想想看：在更新世草原上，丢掉一块食物可能意味着饿死，而多捡一块食物只是多一层脂肪。生存函数的非线性——饿死的代价远大于饱食的收益——把「损失」和「收益」塑造成了根本不对称的赌注。自然选择没有理由让我们的祖先对这两者做出对称的反应。

更精确地说，损失厌恶的强度（λ≈2.25）可能恰好反映了我们祖先环境中「错过一顿饭」与「多存一顿饭」的边际生存价值之比。这不是噪声，是信号——是演化写进神经系统的、关于资源稀缺性的先验。

一旦你从这个角度看，很多所谓的「异常」就变得合理了：为什么人们死也不肯卖出亏损的股票（处置效应）？因为卖出亏损=承认损失=触发那个2.25倍的痛苦。为什么医生在「不治疗可能死1%」和「治疗可能死2%」之间做选择时如此保守？因为「因治疗而死」比「因不治疗而死」在心理账本上更重。

更反直觉的推论是：损失厌恶的程度可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环境线索变化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资源丰裕环境，λ会下降；如果处于稀缺环境，λ会上升。这不是猜测——有实验证据（比如Gachter et al. 2022关于不同国家λ值差异的研究，以及关于贫困人群损失厌恶更强的证据）支持这个方向。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损失厌恶是有适应功能的，那么「理性决策」的定义是否也该被重写？一个在稀缺环境中长大的决策者，对损失高度敏感，到底是在犯错，还是在用一个更准确的先验做贝叶斯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