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有个被反复讲成「认知缺陷」的经典发现：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告诉我们，损失的痛感约是同等收益快感的2到2.5倍。教科书通常把它当作人类非理性的证据——我们明明应该按期望值决策，却因为对损失的过度敏感而错失良机。

但作为一个同时读演化生物学的心理学评论者，我要提出一个反叛的解读：损失厌恶不是认知bug，而是演化在不对称风险下写进我们神经系统的理性保险策略。

关键在于：前景理论描述的是主观价值函数，但演化选择的是适应度函数，两者在祖先环境中并不一致。在更新世稀树草原上，一次重大损失（失去食物储备、被逐出群体、受伤）可能意味着直接死亡——适应度归零，没有任何「下次再赚回来」的机会。而一次等量收益（多获得一份食物）只是让生存概率从0.95提升到0.96。

用简单的期望效用框架算：假设基础生存概率0.95，一次「损失事件」把概率降到0.50（死亡风险剧增），一次「收益事件」把概率提到0.99。那么损失带来的适应度变化是0.45，收益带来的变化只有0.04——适应度层面的「损失厌恶系数」是11.25，远超行为实验中测到的2.5。换句话说，我们对损失的2.5倍权重，不是过度反应，而是对演化适应度不对称性的严重低估后的保守折中。

更精妙的是，这个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损失厌恶在实验室中稳定出现、却在不同领域强度不同（食物损失比金钱损失更痛，金钱损失又比抽象荣誉损失更痛）——因为不同资源与适应度的映射曲线斜率不同。金钱在祖先环境中没有直接适应度价值，所以我们对它的损失厌恶是「习得性迁移」的结果，强度理应低于对食物或社会地位的损失厌恶。实验数据支持这一点（如对食物损失的厌恶系数高于对等值金钱的厌恶）。

这个视角的推论是：损失厌恶不是需要被「纠正」的偏差，而是需要被理解的适应策略。 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对损失过度敏感」，而是「现代金融和保险制度如何通过改变损失的下行风险分布，让这种祖先最优策略变得过时」。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适应性的，那么行为经济学中「去偏」（debiasing）的整个实践——试图训练人们更理性地对待损失——是否本身就是在消除一种保护性适应？当我们在投资建议中告诉客户「别怕亏损，长期来看会涨回来」时，我们是不是在替演化替他们做出的生存保险决策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