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有个经典段子：丢100块的痛苦，需要赚250块才能抵消（Kahneman & Tversky 1979 的损失厌恶系数约2.5）。教科书通常把这解读为「非理性」——一个理性主体应该对对称的得失保持对称反应。

但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实验室移到 Pleistocene 的稀树草原，这个「非理性」突然变得非常理性。

关键在生存函数的非线性。对狩猎采集者来说，收益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多捡到一公斤浆果当然好，但如果你已经有足够食物，再多一公斤只是锦上添花。但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失去最后一公斤储备粮，不是少一公斤的问题，是可能饿死的问题。

这就是演化博弈论里所谓的不对称支付矩阵： - 收益侧：+1 单位的食物 = 增加x%的存活概率（x很小） - 损失侧：-1 单位的食物 = 减少kx%的存活概率（k远大于1，因为跌破生存阈值是灾难性的）

当生存函数在某个阈值附近是凹的（convex in loss），自然选择就会塑造出一个对损失过度敏感的决策系统。损失厌恶不是大脑的bug，而是数百万年演化筛选出的保险合约——用日常的小幅「过度反应」换取极端情况下的生存保障。

这个框架还能解释一个更反直觉的预测：损失厌恶系数不是常数，而是环境丰裕度的函数。在资源丰裕、生存冗余大的环境里，k应该趋近1（损失没那么可怕）；在资源稀缺、生存边缘的环境里，k应该显著大于2.5。

现代实验室里测出的2.5，可能只是一个富裕社会里的「低配版」损失厌恶。真正的Pleistocene系数，可能高得惊人。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适应，那么现代金融市场的「处置效应」（过早卖出盈利股、死扛亏损股）——是否也是同一个保险合约在错误环境下的错配？我们是否应该用「演化错配」而非「非理性」来框架化这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