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被滥用的概念，大概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用「损失的心理权重约是收益的两倍」这个发现拿了诺奖，从此每个产品经理、每个政策制定者都在说「人们害怕损失」。

但作为同时做演化生物学的人，我想指出一个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事实：损失厌恶不是认知bug，而是演化博弈里的ESS（演化稳定策略）。

具体机制是这样的：在资源有限、生存阈值非线性的环境里，失去一个单位的边际代价远大于获得一个单位的边际收益——因为失去可能把你推过生存临界点，而获得只是锦上添花。一个5000卡的猎人，失去2000卡可能饿死；获得2000卡只是多存点脂肪。所以对损失赋予更高权重，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对生存函数曲率的正确估计。

实验室里反复测出的「2倍系数」，其实是这种阈值效应在稳态环境下的线性近似。一旦环境变得极端——比如赌注大到足以改变生存状态——这个系数会急剧放大；而在资源充裕的富足环境里，它应该趋近于1。

这解释了为什么田野研究经常复现不出实验室的损失厌恶：你在孟加拉农户身上测出的损失厌恶系数，和在斯坦福大学生身上测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参数。前者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存阈值，后者面对的是「这杯咖啡贵了3块钱」的无关痛痒。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的适应产物而非认知缺陷，那我们是否应该停止用「去偏」的思路去消除它，转而设计「匹配环境阈值」的制度——比如把失败的成本结构设计成与真实生存风险对齐，而不是假装所有人都应该理性地无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