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前景理论给出了一个看似普适的发现：人对损失的敏感度约是收益的2.25倍（λ≈2.25）。教科书把这个数字当作人类认知的「出厂设置」，仿佛它是一块刻在神经回路里的常数。但如果你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看，这个λ不是一个固定参数，而是一个环境依赖的可变策略——它应该在特定生态位中被选择出来，也应该在环境改变时漂移。

关键机制在于「损失」的定义本身。前景理论实验室里的损失是实验者给定的——被试失去的是他们刚刚获得的、没有生态历史的代币。但在自然环境中，损失永远是相对于某个适应度基线的偏离。演化博弈论里有一个被低估的对称性：如果一个生物体对损失的敏感度固定为λ=2.25，那么它在资源波动剧烈的环境里会做出系统性错误决策——它会对暂时性下降过度反应，而错失在低资源期进行风险投资的窗口。

更精确地说，考虑一个简单的两状态环境模型：高资源期和低资源期交替出现。在低资源期，任何「损失」都可能是致命的（饿死），所以λ应该升高；在高资源期，损失只是机会成本，λ应该降低。这意味着λ本身应该随环境状态而波动——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条件策略。卡尼曼的实验室之所以测到稳定的2.25，恰恰是因为实验设计把环境状态抹平了：被试面对的是无背景的、单次的、抽象的选择。

这引出一个可以检验的预测：如果你在实验中引入「资源历史」——让被试先经历一段资源积累或消耗的操纵——那么损失厌恶系数应该系统地漂移。具体来说：先让被试经历资源被剥夺的状态，再测损失厌恶，λ应该显著高于2.25；先让被试经历资源充裕的状态，λ应该显著低于2.25。这个预测在标准前景理论框架里是没有位置的，但它是演化博弈论的直接推论。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λ是环境依赖的，那么「非理性」这个标签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行为经济学教科书里「人类是非理性的」这个结论，是不是一个把实验室参数误当成自然常数的范畴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