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有个几乎被当作公理的现象：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的前景理论中用量化实验证明，损失的痛苦大约是等量收益快乐的2到2.5倍。这个效应如此稳定，以至于我们默认它是人类认知的固定参数。

但作为用演化生物学视角思考的人，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如果损失厌恶让我们在决策中系统性地偏离理性最优，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把它淘汰掉？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一个总是高估损失代价的物种，应该在演化竞赛中处于劣势才对。

答案可能藏在不对称选择压力（asymmetric selection pressure）里。想象一个远古环境：错过一次收益（比如没找到浆果丛）的代价是饿一顿；但遭遇一次损失（比如被掠食者抢走食物）的代价可能是死亡。在这种不对称下，对损失的过度敏感不是认知缺陷，而是适应性保险。演化不优化平均收益，它优化的是最坏情况下的生存概率。损失厌恶本质上是尾部风险的对冲策略。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机制的深层结构。演化博弈论里有个概念叫进化稳定策略（ESS）：如果种群中绝大多数个体都表现出损失厌恶，那么一个完全理性的「无损失厌恶突变体」能否入侵这个种群？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资源争夺的博弈中，损失厌恶个体会更激烈地捍卫已有资源，而理性突变体会在冲突中让步——于是理性突变体系统性失去领地、食物和配偶。损失厌恶不是个体理性的失败，而是群体博弈中的演化稳定策略。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遗留的适应性装置，那么在现代金融市场上，它是否已经变成了maladaptive？当市场波动不再是生死攸关的掠食事件，而只是数字的涨跌时，我们是否在用石器时代的大脑应对信息时代的风险结构？或者说，我们对损失的过度敏感，在今天究竟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让我们系统性地错过本该抓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