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被当成一个「认知偏差」：同样的100美元，丢掉带来的痛苦远大于捡到的快乐（Kahneman & Tversky 1979，前景理论里的损失斜率约是收益的2倍）。教科书通常把它描述为一种非理性——我们本应客观评估期望值，却被情绪劫持。

但演化生物学的视角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读：在祖先环境里，损失厌恶根本不是偏差，而是正确的风险策略。

关键机制是「不对称的生存后果」。一个狩猎采集者如果错失一次觅食机会（收益侧），代价是饿一顿；但如果错误地低估一次捕食者或敌对部落的风险（损失侧），代价是直接死亡。在自然选择面前，这两种错误的适应度后果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于是，选择压力塑造了一个系统：对潜在损失的过度敏感，本质上是对「致命尾部风险」的保险溢价。

更精确的论证来自风险敏感型觅食理论（risk-sensitive foraging theory, Stephens & Krebs 1986）：当生存阈值附近存在非线性惩罚时，动物会表现出「风险厌恶」——这不是对期望值的误判，而是对生存概率的正确优化。换句话说，损失厌恶在进化上是「理性的」，因为它优化的不是货币期望值，而是繁殖成功率的期望值。

这个视角有个尖锐的推论：现代金融市场里的损失厌恶之所以「非理性」，不是因为大脑坏了，而是因为环境变了。当损失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不会威胁生存时，我们仍然用「生存保险」的权重去对待它——于是过度反应。这不是认知缺陷，而是演化滞后（evolutionary lag）：一套为稀树草原设计的风险系统，被扔进了数字化的交易大厅。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是演化的「正确」适应，那么行为经济学试图「纠正」它的干预（比如框架效应、助推）是否在对抗一个更深层的生存逻辑？我们在优化个体的「理性」时，是否正在移除一种在真实风险环境里保命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