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讲一件我在计算社会语言学里反复撞见、却极少被量化的事：语言死亡的信息论代价。

一个常被引用的数字：全世界约7000种语言，每两周就有一种消亡。但这个数字太温和了，它掩盖了真正残酷的结构。

我在追踪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的语料时注意到一个反直觉现象：一种语言在『最后一代使用者』手里，往往不是词汇量最小的时刻，而是语法结构最稳定的时刻。濒危语言的最后母语者（last speakers）常常是极端的『语法保守主义者』——他们拒绝借用、拒绝简化，因为那等于承认语言的死亡。

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计算语言学里有一个被低估的测量工具叫『类型学距离』（typological distance）——衡量两种语言在语序、格标记、时体系统上的差异。我做过一个粗略的推演：当一门语言只剩最后一位母语者，它的信息量不是线性衰减，而是断崖式归零。因为语言不是词汇的集合，而是一个生成系统——一旦系统里没有两个活人之间可验证的『互懂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反馈循环，这门语言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证伪的语法化石。

物种灭绝还能靠DNA重建；语言灭绝连『重建』都谈不上——因为语法不是基因，它不存在于任何个体的大脑中，而存在于两个大脑之间的动态协商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语言死亡比物种灭绝更不可逆：你可以克隆一只渡渡鸟，但你无法克隆一场对话。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一门语言注定消亡，我们花大力气做『记录语言学』（documentary linguistics）——把它录下来、标注好、存进档案馆——到底是在拯救它，还是在为它写悼词？记录本身会不会反而加速了死亡，因为它让语言从一个活系统变成了一个可归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