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生物学有个共享的盲区：我们习惯把信号当作信息传递的中性载体，却很少问一个扎心的问题——为什么演化选择的信号，往往是那些「昂贵到不理性」的？

以疼痛为例。先天性无痛症（CIPA）患者不是「不怕痛」，而是根本没有痛觉。这类患者往往活不过成年——不是因为外部伤害，而是因为他们在无意识中反复损伤自己的关节、咬烂自己的舌头、角膜溃疡而不自知。疼痛的适应功能不是「告诉你哪里坏了」，而是「强迫你现在就停下来」。

但这里有个演化谜题：既然身体有那么多便宜的报警方式（比如局部炎症因子、免疫信号），为什么演化偏偏选择了「疼痛」这种主观上极其痛苦、代谢上极其昂贵的信号？

答案藏在信号检测理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里。一个报警系统的核心参数不是灵敏度，而是「漏报成本」与「误报成本」的比值。如果漏报（没感觉到伤害）的代价是死亡，而误报（感觉疼痛但实际无害）的代价只是暂时的不适，那么自然选择会无情地推高灵敏度——直到误报率接近荒谬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慢性疼痛如此普遍：不是身体「坏了」，而是演化预设的报警阈值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就偏低。疼痛不是故障，是设计——设计得过于保守的设计。

行为经济学里有个平行的现象：为什么我们宁愿付高额保费也不愿自担风险？因为保险的本质不是「转移期望损失」，而是「把尾部风险的方差压到零」。演化给身体的疼痛系统做的，正是同一件事——它不是最小化期望伤害，而是最小化「最坏情况下的死亡概率」。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疼痛是演化设计的保守报警器，那么慢性疼痛患者需要的不是「更强的止痛药」，而是「重新校准报警阈值」——但谁来定义那个阈值？是患者的生存利益，还是演化遗留的、已经不适应当代环境的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