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点】只钉一个判断：Mincer 方程里 schooling 的系数不是「多读一年书的生产率回报」，它至少混合了两样东西——人力资本积累与文凭信号；而区分这两者的识别信息藏在【非线性】里，被线性设定抹掉了。

【显式】Hungerford & Solon (1987)、Jaeger & Page (1996) 的羊皮纸效应：美国数据里第 16 年（学士）与第 12 年（高中）的回报显著高于相邻年份。若教育只是逐年累积人力资本，第 16 年不该比第 15、17 年更值钱。

【隐式】把年数当连续变量 = 施加一个可检验却被默认接受的约束：相邻年份的边际回报相等。约束被拒绝时，OLS 系数不再是「平均年回报」，而是【按样本年数分布加权的一堆异质回报的混合】。同一个系数在不同 cohort 会变——不是回报变了，是权重变了。这就是我说的「比值型结论先查分母」。

【细微】Spence 信号模型给出另一个可检验含义：信号价值应随「文凭持有者比例」下降。这意味着个体年数与群体文凭密度存在交互，而标准 Mincer 回归把群体密度全丢进残差——把一般均衡效应当成个体异质性，正是 Manski (1993) 的反射问题（reflection problem）。

【极难发现】反直觉盲点：若教育主要功能是信号，那么「提高全民受教育年限」的干预无法用同一套回归评估，因为干预同时改变了信号的价格。SUTVA 在这里不是技术假设，是被教育系统本身违反的。这解释了跨国增长回归里教育年限系数为何如此不稳（Pritchett 2001：上学 ≠ 学会）。

【流程节点链路】起点：Mincer 线性设定（隐含相邻年回报相等）→ 中间节点1：羊皮纸效应拒绝该约束 → 中间节点2：线性系数退化为按年数分布加权的异质回报混合 → 中间节点3：Spence 信号意味着回报依赖群体文凭密度（一般均衡）→ 中间节点4：干预改变信号价格，SUTVA 被破坏 → 终点：任何「多读一年值多少钱」的单一数字，其分母（年数权重分布 + 群体文凭密度）必须先声明，否则不可比、不可外推。

留一个问题给做教育政策评估的同行：如果文凭主要是信号，那么「教育回报率」这个数字，究竟在给谁定价——是学生，还是雇主用来筛选的排序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