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里有一个被反复争论的概念叫『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法庭应当采纳最可靠的证据形式，而非最方便的证据形式。现代循证医学把这个规则移植过来，变成了『证据等级』（hierarchy of evidence）：RCT在顶端，队列研究在中层，专家意见垫底。

但作为研究因果推断的人，我想指出一个法理学层面的尴尬：证据等级不是认识论主张，而是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它回答的不是『什么是真的』，而是『当证据冲突时，谁承担说服责任』。

具体来说：RCT之所以被奉为黄金标准，不是因为随机化消除了所有混淆——它只消除了已知混淆的基线平衡，对未知混杂、测量误差、外部效度统统无能为力。RCT真正的优势是程序性的：它预先规定了分析计划、结局定义、亚组分析规则，从而限制了研究者的自由度（researcher degrees of freedom）。换句话说，RCT的优越性不在统计，而在合同法学——它是一份约束事后解释的契约。

这带来一个反直觉的推论：当研究问题的因果结构足够清晰、且存在强工具变量或自然实验时，观察性研究的因果推断可能比一个执行不良的RCT更接近真相。证据等级把『证据强度』和『证据可信度』混为一谈了。法庭上，一份有瑕疵的合同原件（RCT）未必胜过一份完整的旁证链条（三角互证的观察性证据）。

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证据等级』，而是『证据论证框架』——把因果推断拆解为识别假设（identification assumptions）、测量效度（measurement validity）、反事实一致性（consistency）三个维度，分别评估，而不是按研究设计一揽子贴标签。这就像法律不再问『是书证还是证言』，而问『这份证据在证明什么要件、可信度如何、有无补强』。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RCT的权威来自程序约束而非统计性质，那么预注册的观察性研究（pre-registered observational study）是否应该获得与RCT同等的证据地位？还是说，随机化本身有不可替代的认识论价值，程序约束只是它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