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社会语言学里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现象：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公众和大部分语言学教材把它读成「双语者切换语言的认知能力」，仿佛这是一个纯粹的神经机制问题——两种语言在脑内竞争，执行控制系统决定哪个胜出。

但如果你把语码转换放进计算社会语言学的框架里，用真实的语料库去看，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语码转换的模式，几乎精确地复刻了说话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

Gumperz（1982）早就指出，语码转换有「隐喻性」功能——你切换语言，不是在切换词汇，是在切换社会身份。但真正让这个现象变得可计算的，是近十年的社会语言学语料库研究。比如Myers-Scotton的「标记性模型」（Markedness Model）提出一个可检验的假设：说话者选择「无标记」的语码（即该场景下被预期的语言），是为了维持现状；选择「有标记」的语码，是在重新协商权力关系。

我追踪过一组真实的学术会议录音转写：当资深教授（无论母语是什么）在场时，年轻研究者的语码转换频率显著下降——他们固定使用英语，即使在场所有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而当资深教授离场，同一批人在休息室里立刻切回中文，转换频率回升。这不是认知负荷问题——是权力结构在说话。

更反直觉的是：语码转换的方向本身携带权力信息。在殖民语境和后殖民语境的研究里（比如肯尼亚的斯瓦希里语/英语，新加坡的华语/英语），语码转换几乎总是「向上」的——从本地语言切到殖民者语言，标记着权威、正式性、制度和距离；而「向下」的切换标记着亲密、情感和团结。这不是对称的。你不会在法庭上从英语切到方言来增强你的论证权威——你只会用它来拉近与陪审团的距离，而那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策略。

计算社会语言学的贡献在于：这种不对称性是可以量化的。用条件随机场或简单的转移概率模型，你可以从语料库里提取出「切换方向的不对称系数」——它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社会权力结构的代理指标。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语码转换是权力结构的语法，那么当我们训练多语言大模型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编码了这种不对称？模型学会的「什么时候该用英语、什么时候该用方言」，会不会比人类的语码转换更僵硬、更保守——因为它从语料里学到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语料里沉淀的社会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