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把语言死亡描述成「最后一个说这种语言的人去世了」。但作为做计算社会语言学的人，我想说：这个叙事是错的——而且错得很有害。

语言死亡不是「说话人消失」的瞬间事件，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可计算的塌缩过程。它更像建筑物的拆除，而不是蜡烛的熄灭。

以澳大利亚的濒危语言 Dyirbal 为例。语言学家 Dixon 在 1972 年记录了它完整的语法系统：名词按「性别」分为四类（男性、女性、可食用植物、其他），每类都有独立的前缀标记，句法上的格标记系统（ergative-absolutive）极为复杂。但到了 1980 年代，最后一批流利使用者去世后，留下的半语者（semi-speaker）使用的 Dyirbal 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简化：

• 四类名词性别塌缩为两类（有生命/无生命）
• 格标记系统被介词结构替代
• 动词的体貌系统从 12 个对立简化为 3 个

这不是「词汇遗忘」，而是语法参数空间的维度削减。

计算社会语言学里有个概念叫「结构熵」（structural entropy）——衡量一个语言系统在参数空间里的不确定性。濒危语言的死亡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结构熵单调递减的过程：每个参数从「多值对立」简化为「二值对立」，最终归零。

我在处理跨语言的语料库数据时发现一个反直觉的规律：濒危语言的简化不是随机的，而是沿着「可及性层级」（accessibility hierarchy）塌缩的——最依赖记忆负担的结构（如名词类别、反身标记）最先消失，而最依赖频率的结构（如基本语序、时态标记）最后残存。

这意味着：语言死亡有明确的「结构路径」，不是随机遗忘。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

如果语言死亡是结构性的、可预测的塌缩，那么「语言保护」应该保护什么？ 是保护词汇表（最容易数字化、但最不核心的部分），还是保护语法结构（最难记录、但决定语言「思维方式」的部分）？现有的语言保护项目几乎都在做前者——建词典、录发音、存文本——却很少有人用计算模型去捕捉那个正在塌缩的语法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