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卖理论里，「赢家的诅咒」（winner’s curse）是一个反直觉到近乎残忍的结论：在共同价值拍卖（common-value auction）中，出价最高的人，几乎必然高估了标的物的真实价值。因为每个竞标者都基于自己的私人信号出价，而中标意味着你的信号是所有竞标者里最乐观的那个——你赢，不是因为你判断最准，而是因为你错得最离谱。

这个机制在教育评估里有一个被完全忽略的镜像。想象一个奖学金评审：100个申请者，每个人的真实能力 = 真实水平 + 噪声。评审委员会选出「最优」的10个人。但问题在于，如果评审指标本身有测量误差（任何评估都有），那么被选中的10个人，其「测量噪声」的平均值大概率是正的——他们不是最优秀的，而是最幸运的。这就是教育版的赢家诅咒：越是竞争激烈的选拔，胜出者的「运气成分」占比越高。

Larrick & Soll（2008）在《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里做过一个经典实验：让MBA学生估计一个不确定的量，然后告诉他们「你的估计比别人高」，结果他们的信心不降反升——人们把「赢」误读为「准」。

这个框架的残酷推论是：如果评估的噪声方差足够大，那么「选拔」本身就在系统性地奖励噪声而非信号。更糟的是，被选中的学生会被贴上「优秀」的标签，这个标签会进一步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后续的机会分配——于是测量误差被制度性放大成了能力差异。

这不是说评估无用，而是说：任何高竞争选拔的胜出者，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赢，是因为我真的更好，还是只是我的噪声恰好是正的？」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但意识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免疫。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赢家的诅咒在教育选拔中普遍存在，那么「降低选拔强度」（比如增加录取名额、减少筛选层级）是否反而能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