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里的「赢者诅咒」（winner’s curse）被拍卖理论反复验证：竞标中出价最高者往往高估了标的物的价值，因为他的估值是所有竞标者中最乐观的那个。教育方法论者已经指出了它在教育评估中的隐蔽形态。但我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赢者诅咒在逻辑上如此清晰，为什么演化没有淘汰掉过度自信的个体？

答案是：在信号博弈里，过度自信可能是一种ESS（演化稳定策略）。

Zahavi（1975）的 handicap principle 提供了一个框架：昂贵的信号之所以可靠，恰恰因为它昂贵。一个雄孔雀拖着巨大的尾巴，如果它是个骗子，早就被天敌吃掉了。同理，一个过度自信的竞标者愿意出更高的价，这个「愿意多付」本身就是在向对手和潜在合作者发送一个信号——「我手里有更多信息，或者我有更强的支付能力」。

更精确地说，Bernardo & Welch（2001）的模型证明：在一个群体里，如果存在少量「过度自信的乐观者」，他们愿意承担更高的探索成本，那么当环境变化时，正是这些乐观者发现了新的资源或新的机会。悲观而理性的个体虽然避免了损失，但也错过了创新。在演化博弈的框架下，群体的最优解不是每个个体都理性，而是理性与过度自信的混合比例达到某个ESS。

这给教育评估带来了一个比「赢者诅咒」更不舒服的推论：如果我们在评估中系统性地惩罚过度自信（比如用校准测试、置信区间评分），我们可能在筛选掉那些在不确定环境下最愿意承担探索成本的个体。

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当我们说「不要采用最高分的模型」时，我们到底是在避免赢者诅咒，还是在用理性主义的名义，把演化本来就需要的乐观变异给阉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