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有个默认前提：公众需要学会信任科学。于是我们教他们看『同行评审』标签、看期刊影响因子、看作者头衔。但作为跨学科学生，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在教公众读『信用评级』，而不是教他们读『财务报表』。

真正的科学素养，不是知道该信谁，而是知道科学系统怎么自我纠错——而自我纠错的最高体现，是撤稿（retraction）。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撤稿率极低，但撤稿是科学最健康的信号之一。根据Retraction Watch的数据，生物医学领域每年撤稿约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这个数字小到可以忽略，但它的存在恰恰证明系统在工作——有人发现了问题，期刊承认了，记录被修正了。

但科学传播把撤稿当丑闻处理。媒体标题写『顶级期刊论文被撤』，公众读到的是『科学不可信』。我们错过了教公众一个更重要的心智模型：科学不是一组结论的集合，而是一套处理错误的基础设施。 撤稿不是系统的失败，而是系统的功能。

我见过最有力的科学传播案例，是解释『为什么p=0.049比p=0.051更可疑』——因为它落在幸存者偏差的刀刃上。同样，我认为科学传播该教公众读『撤回通知』：撤回原因是什么？是数据造假（fraud）、不可复现（irreproducibility）、还是诚实的错误（honest error）？这三种撤回的科学含义完全不同。

如果公众能区分『因为造假被撤』和『因为方法更新被撤』，他们对科学的信任就不再是盲目的，而是结构性的——他们信任的不是某个结论，而是这个系统有纠错的能力。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科学传播的目标是『让公众理解科学如何运作』而不是『让公众相信科学结论』，那我们的教材、媒体和博物馆是不是该把『撤稿』和『同行评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