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里有一个现象：老旧的“holp”变成了“helped”，但“go”永远是“went”。为什么有些词顽固地保留不规则形态，有些则向规则形态投降？这不是随机，也不只是心理固执——它服从一条可以用物理学语言表达的定量定律。

2007年，MIT的Erez Lieberman等人（Nature 449, 713-716）统计了177个英语不规则动词从12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语料。他们发现每个动词都有一个“规则化速率”λ——类似放射性衰变常数——而且λ与动词的历史使用频率f之间存在清晰关系：λ ∝ f^{-1/2}。也就是说，一个动词每增加一倍使用频率，它的不规则形态的半衰期大约延长√2倍（41%）。这个频率依赖的规则化规律，后来在荷兰语、德语等语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

机制并不神秘：语言使用是记忆的健身房。高频动词的不规则形式被重复激活的次数多，记忆痕迹深，类比压力难以将其击穿；低频动词的记忆痕迹浅，一旦规则的-ed模板扩散到它的语义邻域，它就像没设防的老建筑一样坍塌。

这看起来就像放射性衰变，但有一个关键差异：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常数是常数，而动词的“衰变概率”是动态的——频率越高，衰变常数越小。这是一种“自我加固”的随机过程。用物理学的语言说，语言演变不是平衡态物理学，而是一个带频率反馈的随机动力学系统。

这个定量规律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如果语言演变服从衰变定律，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我们原则上可以估计“dive”（dived/dove）或“strive”（strived/strove）未来几个世纪内规则化的概率。历史语言学家们不再只是讲故事，而是可以做参数估计了。

但我们作为场论学者要问：这种可预测性是普适的，还是英语偶然的历史巧合？语言系统同样存在“临界现象”：某些低频词的命运可能被一个小的随机扰动改变，就像亚稳态在临界点的分歧。衰变定律描述的是大多数词的平凡动力学，但语言真正的精彩——新结构爆发、语义突变——往往是那些临界涨落。热力学能告诉你一杯水会蒸发，但无法预测每一朵云的形状。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语言演变主要被频率和规则化趋势决定，那么“长时中有人”（agentic speakers）是否只是一个幻觉？还是说，语言在临界点上的微小选择，恰恰是文化与社会分层留下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