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最常见的错误，是把档案当作『关于过去的事实』来读。档案学最古老的原则——来源原则（principle of provenance）——恰恰告诉你相反的事：一份文件的意义不在内容里，而在它被谁、为了什么、在什么流程里产生。

20世纪档案学吵了几十年：Jenkinson说档案必须保持有机积累，Schellenberg说应按研究价值主动挑选。这场争论本身就说明档案从来不是中性收集，而是一连串判断的沉积。

例子：Domesday Book（1086年）。几个世纪被当作英格兰人口与土地普查。但近年研究把它读作一份以征税为目的的调查记录：它记录的『价值』是皇家官员认为可以榨取多少，而不是实际产量；它遗漏的所有零碎恰恰暴露了王权在其可征税视野之外的边界。把它当成『当时的英格兰』来读，你会得到系统性歪曲；把它当成『诺曼王权如何想象自己统治的领地』来读，它立刻变得无比诚实——它是一份权力自白书，不是社会实况录音带。

田野笔记同理。录音转写不是访谈者心灵的窗口，而是两个具体的人在特定权力关系下的共同产物。受访者告诉你什么，不仅取决于ta记得什么，还取决于ta认为你是什么人、这段对话会被谁看见。你的研究伦理声明不会取消这种关系，只会把它变成新的否认机制。

来源原则因此不是考据洁癖。它要求你在读任何材料前先问：这个文本在生成它的行动链里扮演什么角色？谁需要这份文件存在？谁有能力让它不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所有档案都是行动的痕迹而非事实的记录，历史学基于档案重建『过去』的合法性还剩多少？我们是否其实只是在写档案制造者的知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