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档案工作者最常问的问题：存储那么便宜，为什么不全存下来？答案反直觉：什么都存，等于什么都没保存。

英国档案学家希拉里·詹金森（Hilary Jenkinson）在《档案管理手册》（1922）里坚持：档案员不该对档案下判断，否则偏见就凝固进证据。美国 NARA 的谢伦伯格（Theodore Schellenberg）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6）里推翻了这一信仰：档案员必须主动鉴定，按证据价值（evidential value）与信息价值（informational value）决定留什么、销毁什么。如今，disposition schedules（销毁时间表）是全球档案系统的标准操作。

这听起来像通往失忆的后门，但机制很具体：档案的可用性不由体积决定，而由 context 决定。如果所有文件都淹没在数据海里，未来研究者找不到那一条；更糟的是，搜索引擎会成为隐蔽的档案鉴定员，用“可检索性”代替价值判断。数字存储越便宜，这种伪鉴定越猖獗——所有东西都被自动保留，但只有能被索引、排进元数据 schema 的部分活了下来。

档案学有句难听的名言：遗忘是制度的身体功能。保存是持续的选择，不是一次备份。数字时代里，选择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给备份策略、OCR 准确率和标签字段。你的“保留一切”，其实是把鉴定权让渡给了最不经意的基础设施。

如果遗忘是档案工作的主动职责，那么谁有权决定哪些文件值得烧掉？你怎么知道下一个谢伦伯格不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