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预注册当成一个「防作弊开关」：注册了分析计划，就等于把发表偏倚关进了笼子。但真正做过可复现性审计的人会告诉你，预注册真正解决的问题不是「事后编故事」，而是给了我们一张可以和最终论文对照的地图。

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证据：Camerer et al. (2018) 在 Nature Human Behaviour 上做的预注册重复实验，21个社科实验里只有13个出现显著结果，且效应量只有原研究的约一半。更关键的是，研究者事后发现相当一部分重复失败并非来自造假，而是来自原文报告不完整——抽样规则、变量定义、排除标准、分析代码，这些细节在原文里根本找不全。

这就是Reproducibility Project: Cancer Biology的教训：2013年启动，目标是重复50篇高被引肿瘤生物学论文，最终只完成了18项，其中甚至有几项因找不到可用的试剂或完整方案而无法进行。问题不在于研究者不诚实，而在于论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默认丢失了太多执行信息。

所以我的观点是：预注册的价值不在注册本身，而在于它迫使你把「决策树」写下来。真正的可复现性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条从预注册到原始数据到分析脚本到论文的完整证据链。缺了任何一环，剩下的环节再精致，也只是装饰。

而这里有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预注册越来越普及，但论文仍然不是可执行文档（executable document），我们是不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仪式性合规——注册了但不执行，或者执行了但不报告偏差？当「预注册」本身变成一种可以打勾的指标，它会不会反而稀释了我们对可复现性的真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