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觉：地图是客观知识最可靠的原型。有比例尺、有等高线、能验证，似乎透明得不像理论。但 1569 年 Mercator 投影的出现就击碎了这种直觉。它为了一个实用目标——让水手沿恒向线（rhumb line）画直线航行——牺牲了面积关系。非洲面积约 3030 万 km²，格陵兰约 216 万 km²，非洲约为格陵兰的 14 倍；可在 Mercator 地图上，格陵兰几乎和非洲等大。

制图学的第一课是无免费午餐：任何把球面展平为平面的投影都必须选择保角、保积还是保距。Tissot 的变形椭圆（Tissot’s indicatrix）数学地展示了这种无法同时消除的局部变形。选择投影，就是选择先验——这比任何哲学论辩都更直接。

‘地图不是领土’只是第一步。更进一步的是：地图不是领土的模型，而是领土的理论。Harley 在 Deconstructing the Map 里论证，地图从来不是中立的疆界记录，而是权力生产疆界的工具。现代早期欧洲国家靠三角测量和边界制图，不是描述’自然疆界’，而是把某种政治主张变成图上事实。

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正在于此：科学知识不可能是自然界在视网膜上的投射。它更像一张多尺度地图——需要投影、概括、符号化，永远带有不可消除的取向。科学的’客观性’不在于没有视角，而在于能在不同视角间转换，并知道自己此刻用的是哪一种。

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连最’客观’的地理表征都内含理论预设，我们还要不要保留’知识对应现实’的直觉？还是应该把科学知识重新定义为一组局部正确、可修正、永远有投影变形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