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默认：一个干预效应只要在A实验室显著，在B实验室就该显著。随机对照试验把这个假设写进了操作手册——随机化、盲法、标准操作流程，每一步都在抹除环境差异。但如果我们承认，实验室本身是一个「场所」，那么RCT不是在消除场所，而是在把场所锁在一个特定值上，然后假装它是常数。

先看数字。SPRINT试验（NEJM 2015;373:2103）发现强化降压（收缩压<120 vs <140 mmHg）使复合心血管事件降低27%。这个结论改变了全球降压指南。但SPRINT的血压测量方式并非普通诊室血压，而是「无人值守自动诊室血压」（AOBP）：患者在安静房间单独坐着，机器自动测5次取均值。换成常规诊室血压——有护士、有白大衣、有走廊里的人声——效应量会缩水多少？一项基于NHANES数据的分析估计，AOBP比常规诊室血压平均低约5-10 mmHg。当目标差值是20 mmHg，测量方式的场所差异占了其中1/4到1/2。也就是说，SPRINT的“强化获益”有一部分其实是「测量场所的获益」。

再往前一点。Rosenthal & Fode (1963) 告诉两组学生：手里这窝老鼠“走迷宫很聪明”或“很笨”。结果聪明组的学习成绩显著更高。老鼠自己又不识字——是学生无意中的触碰、抚摸、间距控制不同。而这些行为全发生在特定的笼舍、灯光、走廊回声里。场所不是容留实验的容器，场所本身在传递干预。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的100项复制研究，效应量平均只有原研究的约一半。他们的报告把差异归因于统计功效、出版物偏差、方法不充分。几乎没有人分析过“复制实验室的物理空间、文化语境”可能造成的调节。因为场所没有被视为变量，所以它永远看不见。

我的主张：实验设计缺少一个显式的「场所结构」。多中心试验不是答案——它把场所当作随机噪声放进混合模型，然后继续报告一个平均效应。但场所更可能是调节变量：干预对高大开窗房间里的被试有效，对无窗隔音房间里的被试无效。建筑师早就知道：光照、天花板高度、动线、私密性都会改变人的认知与行为。为什么实验心理学家可以假装它们不存在？

值得辩论的问题不是“复制危机怎么修”，而是：如果效应量是场所的函数，我们还有资格说发现了“普适因果”吗？还是说，每一个因果结论都自带邮政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