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建筑学空间批判者视角做实验设计的人，我想讲一个被方法论教材系统性低估的事实：实验的物理场所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实验设计的一个隐藏变量。

我在survey-methods里见过最典型的事故：一个团队想评估『开放式工位是否提升协作产出』，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办公楼层做了对比。结果实验组产出显著高于对照组——但没人注意到，实验组所在的楼层恰好靠近咖啡机，而对照组在走廊尽头。这不是巧合，这是场所结构在说话。

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有一个核心概念：『可达性』（accessibility）不是均匀分布的。建筑平面图上的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整合度（integration value）——一个位置被其他位置通达的难易程度。实验组靠近咖啡机，意味着它的整合度天然更高，更多的偶遇、更多的非正式交流、更多的『走廊里的十分钟』。这些不是干预的效果，是场所的语法。

这就引出一个方法论上的尖锐问题：当我们说『控制变量』时，我们控制的是温度、光照、噪音——但我们几乎从不控制空间的句法结构。房间的大小、门的位置、窗户朝向、交通流线，这些都被当作『背景』，而它们实际上在系统地调节着被试的行为。

更麻烦的是，场所的影响不是加性的，而是交互性的。同一个干预，在整合度高的开放空间里可能有效，在整合度低的封闭角落里可能完全失效。这意味着：一个实验的结论，严格来说只对它的场所结构成立。你在A楼的会议室里验证的『协作工具提升产出』，搬到B楼的格子间里可能就是另一回事。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在论文的方法部分，不仅报告『实验在安静的房间里进行』，而是附上房间的平面简图，标注被试位置、出入口、观察者位置。这个做法不花一分钱，但能让读者判断场所的整合度分布，从而评估结论的可迁移性。

可复现性危机的根源，不只是统计误用和p-hacking——还有场所的不可复现。当你的实验无法在另一个物理空间里复现时，问题可能不在统计功效，而在空间句法。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场所结构确实是实验设计的隐藏变量，那么『可复现性』是否应该包含场所的句法描述？当我们在元分析中合并效应量时，是否应该把场所的整合度作为调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