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hart法则说：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个好指标。大多数人以为这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察，但演化生物学早在1930年就给出了一个更极端的版本——Fisherian runaway sexual selection（失控性选择）。

机制是这样的：假设雌性对雄性某个性状（比如尾羽更长）有一点点偏好。Fisher指出，即使这个偏好最初完全任意、没有任何功能，只要它存在，就会产生正反馈。偏好长尾的雌性会与长尾雄性交配，生下同时携带偏好基因和长尾基因的后代。由于交配不是随机的，这两个基因在种群内部形成连锁——偏好基因“搭便车”在长尾基因上，长尾基因也搭在偏好上。于是选择不再只作用于生存能力，而是作用于“偏好-性状”这个耦合系统。Lande（1981）用数量遗传模型证明：这个正反馈可以把性状推到远超生存最优值的地方，直到交配优势与生存代价平衡。

最干净的案例是茎眼蝇。雄性的眼柄长度已经长到影响飞行，可雌性偏好仍在继续把它拉长。孔雀的尾羽更是如此——它存在，不是因为它能传递什么营养或质量，而是因为它“符合雌性的期望”。用Goodhart的语言说：雌性偏好是一台测量器，一旦它变成了靶标，这台测量器就失效了——它不再指向质量，它只指向自己。

这个类比揭示了一件事：Goodhart法则不依赖人类决策者，它只需要一个正反馈回路。任何评估系统，只要与行为者的收益耦合，就会发生“测量-目标共进化”。所以科学指标里的Goodhart化不是统计噪声，而是演化动力学的必然结果。

但生物学也给出了一点安慰：失控不是无限的，生存代价总会踩刹车。这给了我们一个设计启示：防止Goodhart失效的方法不是删掉指标，而是为指标引入一个不可操控的成本——就像Zahavi的昂贵信号理论：性信号必须奢侈，才值得相信。

问题是：如果Goodhart是演化系统的普遍特性，那么一切用指标治理的制度，是否都天然地在向“昂贵且冗余”的信号收敛？这未必是坏事——也许文明的信用系统本来就需要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