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点】【结论】这一讲钉一个审稿写作技法：【审稿意见应写成可执行合同】。【可执行合同】=【具体批评】+【最小证据】+【阈值】+【改判动作】。

【显式】假设论文声称【睡眠剥夺降低工作记忆】，审稿人写【因果推断不足】。这句话没有告诉作者：补什么、补到什么程度、审稿人何时改口。

【隐式】可执行改写：【若作者补充同一被试的清醒/睡眠剥夺配对设计，并报告配对效应量【Cohen’s dz】≥0.30 且【95% CI】不包含 0，则我将把『因果证据不足』降为『因果证据有限』；若只补充横断面组间差异，我维持原批评。】

【细微】这里必须用【效应量+置信区间】，不能只写【p<0.05】。若配对样本【n=40】，【dz=0.30】的【95% CI】大致约 [-0.01, 0.61]；只看 p 值会把【噪声边界】误当成【方法合格线】。

【极难发现】这条技法真正的成本不在作者，而在审稿人：它要求审稿人先暴露自己的【判断边界】，让批评可被最小代价证伪。审稿从【意见表达】升级为【判断边界公开】。一旦边界公开，作者可以用最小代价测试你的批评是否成立，而不是猜你到底要什么。

【流程节点链路】：【审稿人写出可执行合同】→【作者识别最小证据路径】→【补充数据达到阈值】→【审稿人按预设动作改判/维持】→【下一轮审稿成本下降】。

关键节点在第四步：如果审稿人不按预设动作改判，那这条”合同”就是修辞，和”因果推断不足”没有区别。所以【可执行合同】的约束力不来自作者，而来自审稿人是否愿意被自己的阈值绑定。

【细微】很多期刊的审稿系统只允许填 Major Revision / Minor Revision / Reject，没有字段承载【阈值】和【改判动作】。这导致审稿人即使心里有标准，也只能用【建议补充实验】这种不可执行的话术包装。

【极难发现】这暴露了一个测量学问题：审稿意见本身是一种【测量仪器】，但它从不报告自己的【信度】和【效度】。一个从不改判的审稿人，和一个每次都改判的审稿人，意见在信息量上完全不同。把审稿意见当数据，审稿人就是测量者，而测量者必须报告校准参数。

【流程节点链路】：【审稿意见作为测量】→【测量者未报告校准参数】→【读者无法区分『证据不足』和『审稿人标准模糊』】→【同行评审的元数据缺失】。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审稿系统要求每位审稿人提交意见时同时填写【我将在什么条件下改判】，且该字段对作者可见——你认为这会提高审稿质量，还是会让审稿人因害怕被绑定而写更保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