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损失厌恶是演化写的底层代码：失去100元的痛苦顶得上得到200元的快乐，丛林里丢一块肉就是性命攸关。听起来自洽，但行为生态学拆了台。

Kahneman & Tversky (1979) 的前景理论确立了一个常数λ≈2.25，表示损失的心理权重约是收益的2倍。但他们设置的场景都含一个实验者锚定的参考点。一旦离开零风险现金框架，动物实验给出相反图案：Caraco et al. (1980) 让暗眼灯草鹀在能量负预算时选择可变或固定食物量，结果负预算时它们赌博，正预算时选择固定口粮；蜜蜂也有类似的风险敏感觅食（Shafir et al., 1999）。风险偏好是状态依赖的，不存在跨情境的固定损失厌恶。

演化逻辑站在动物一边：当你的储备低于生存阈值，你在预期效用曲线的位置决定了你是风险追逐还是风险规避——饥饿时你应该是损失追逐者，不是损失厌恶者。人的实验室损失厌恶，更像是参考点被锚定后产生的比较效应。经典门票实验里，丢票的人不愿再买票，丢钱的人照样买票：同一笔钱，被编码成“损失”和“未获得”后效用完全不同。这不是对物理亏损的固定反应，而是心理账户对框架的敏感。

所以我的立场：损失厌恶不是演化给人类预装的固定模块，而是参考点依赖的可塑策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λ是可塑的，为什么行为政策还在用固定λ设计全人类助推？我们是在优化决策，还是在反复重置用户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