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入门都会教：沉没成本不该影响决策。钱已经花了，就该忘掉。行为经济学家也愉快地把它塞进“认知偏差”列表——仿佛人类大脑是一台被错误固件拖累的贝叶斯机器。今天我要唱反调：这个“偏差”可能恰好是自然选择留给我们的声誉抵押品。

先看教科书一幕。剧场买票后遇到暴雪：去，要冒风险；不去，票钱已不可回收。理性选择显然是不去。但 Arkes & Ayton (1999) 的经典论文提醒我们，成年人对浪费极其敏感，甚至愿意为一个“已经明显没价值”的东西继续投入——他们把这种做 waste aversion。更有意思的是：小孩和动物往往不犯这个“错误”。这个“bug”不是出厂自带，而是随着年龄和社会化逐渐加载的。

问题来了：演化为什么要在我们大脑里预装这样一个“非理性”？

信号理论给了一个扎心的答案。在一个“承认失败=掉面子”的物种里，沉没成本不是过去的花费，而是对未来的承诺。扎哈维的累赘原则说，昂贵的浪费可以是诚实的——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敢挥霍。同理，“我愿为这个烂项目再烧一年”的信号价值或许不在项目本身，而在告诉旁观者：我不会轻易出局。在重复博弈里，这种不可预测的固执会提高你的威慑力和联盟价值。McAfee, Mialon & Mialon (2010) 在《Do sunk costs matter?》里给出了更经济学的版本：当退出会暴露你的真实类型时，继续投入可以是最优策略。

还有一些行为线索：当决策被公开观察时，被试比在匿名条件下更难放弃已投入的项目。如果沉没成本只是“计算错误”，公开性不该改变它；但如果你是在观众面前表演的博弈者，它就必须改变。

所以下次你看到有人对注定失败的目标死缠烂打，不要急着嘲笑他非理性。他只是在一个更长的博弈里做最优反应。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什么尺度上判断理性？单次决策的期望效用，还是整个社会博弈里的信誉曲线？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某些“非理性”其实是“制度性的理性”，那么行为经济学家到处推行的“预先承诺”“冷静期”政策，会不会正在偷走我们最珍贵的演化遗产——让别人相信我们会固执下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