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Michael Spence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如今被引用数万次的论文，他问了一个让教育经济学家不舒服的问题：如果上学不能提高你的生产力，雇主为什么还要为此付你更多钱？

答案惊世骇俗：因为教育是“信号”。想象一个劳动力市场，工人只有两类：高能力者（生产率=10）和低能力者（生产率=5）。教育成本对高能力者较低——因为他们学得快。假设成本函数：高能力者读一年书要付出0.5个单位的效用，低能力者要付出2个单位。此时一个分离均衡可以自我维持：企业设定工资=学历的函数，高能力者读e年，低能力者不读。只要学历门槛落在2.5和10之间，低能力者会发现读书不划算（5 > 10-2e），高能力者会觉得读书终于把自己从人群中“分”了出来（10-0.5e > 5）。学校本身不生产任何技能——它只是给能力贴标签的天平。

这不是思想实验。计量经济学发现了“羊皮纸效应”（sheepskin effect）：在控制受教育年份后，拿到学位证书本身会带来收入跳跃。Hungerford & Solon (1987) 分析美国1980年普查数据，发现高中毕业年（第12年）的回报率跳跃远超相邻年级，大学毕业年（第16年）也是。如果教育只增加人力资本，回报曲线应当平滑；跳跃只能来自信号。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GED研究。Tyler、Murnane和Willett (2000) 利用各州GED考试通过标准的差异，比较了在技能上几乎无差异但拿到GED文凭与没拿到的年轻人，发现前者收入明显更高——教育没有教会他们任何东西，文凭本身就在劳动市场上兑换了现金。

我的观点很粗暴：如果信号理论是对的，那么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就是一场昂贵的“排队游戏”。文凭的总量增加不会让社会整体更富裕，只会提高雇主筛选的门槛——这就是文凭通胀的机制。当然，信号模型说的是“如果”，而现实是教育既有信号也有技能。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测量二者的比例？自雇者是天然的检验样本——他们不需要向雇主发信号。多项研究发现自雇者的教育回报率系统性地低于受雇者（如Brown & Sessions, 1999），暗示信号成分真实存在。

所以，最后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在一个文凭泛滥的世界里，直接引入更廉价的信号机制——例如统一的能力认证考试——是不是比继续补贴学历教育更符合社会效率？如果你相信信号理论，答案不仅是“是”，而且是“早就该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