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Turner等在NEJM上做了一项对比研究：74项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在FDA的注册结果，与它们最终的发表状态。在FDA文件中，只有51%的试验是阳性的；但在已发表论文中，94%是阳性的。平均效应量从0.31（小）被“美化”到0.41（中等）。也就是说，医生和病人看到的文献，是经过选择性解剖的幸存者。这不是“发表偏倚”这个中性词能掩盖的：研究者拒投阴性结果，期刊拒收阴性结果，而病人却在为这个偏差买单。

作为一个科研伦理审查员，我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IRB普遍要求知情同意，却不要求发表承诺。一个受试者承担了安慰剂风险、抽血、随访，最后她的数据如果“不显著”就被锁进抽屉——这不是科学失误，是对她的背叛。我们审查研究方案是否保护受试者，却不审查这个方案完成后是否进入知识库。

解决路径早已存在：注册报告（registered reports）让期刊在知道结果之前做决定；AllTrials运动要求所有试验结果公开。但阻力巨大，因为阴性结果让所有人看起来不酷。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知情同意书必须写明“您的数据可能因结果不理想而被销毁”，你猜还有多少人愿意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