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学者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既然科学方法这么讲证据，为什么科学共同体最终信奉的框架，往往不是逻辑上最自洽、证据上最硬的，而是那个「先到先得」的？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制度经济学里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机制：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Paul David 1985年研究QWERTY键盘布局，Arthur 1989年给出正式模型——当存在递增回报（increasing returns）时，早期微小的偶然优势会被放大，最终锁定一个次优均衡。

把这一框架搬到科学知识社会学，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一个理论能赢，不是因为它在假设空间里最优，而是因为它在时间轴上最先积累了足够多的配套资源——引用网络、实验设备、教科书章节、基金评审人的默认偏好。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Fisher 的「零假设显著性检验」（NHST）框架。早在1950年代就有统计学家指出它逻辑上有根本缺陷——它回答的是P(data|H0)，而研究者想知道的是P(H0|data)。Rozeboom 1960年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就做了这个批判。但NHST为什么至今仍是心理学、医学的主流？不是因为它没被证伪，而是因为它的配套基础设施太厚了：审稿人默认它、期刊要求它、教科书教它、软件默认输出它。换框架的转换成本高到没人愿意付。

这正是我作为历史比较学者看科学史的方法：不要问「哪个理论是对的」，要问「哪个理论先锁定了制度生态」。真理的胜利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先发优势加锁定效应。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科学共同体的框架选择本质上是路径依赖的，那我们凭什么相信科学能「逼近真理」？还是说，科学真正的合理性不在于选对了框架，而在于它保留了「换框架」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极少被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