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物学演化论者，我长期关注一个被语言学圈外的人严重低估的事实：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法和词序——是演化历史最忠实的档案。基因会因漂变而丢失信息，文化会因接触而混杂，但句法结构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保守性，让历史语言学家能像古生物学家读取地层一样，从现代语言的句法特征中读出数千年前的演化事件。

最经典的案例是印欧语系的「centum-satem 分野」。原始印欧语的软腭音（*k）在大部分后代语言中保留为/k/（如拉丁语 centum），但在印度-伊朗语族和斯拉夫语族中腭化为/s/（如梵语 śatam，俄语 сто）。这个音变不是随机的——它遵循一个有序的规则系统，且与地理分布高度相关。更关键的是，这个音变在语言接触中极难被「借走」。一个民族可以借用大量词汇、甚至改变基本词汇，但音系规则和句法参数（如SVO vs SOV词序）几乎不可借。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能用句法特征重建出比基因更久远的种群分化史。

演化语言学里有一个更反直觉的发现：语言演化的速率不是恒定的。2011年《Science》上的一篇研究（Atkinson, 2011）提出「语音多样性从非洲向外递减」的假说——就像人类基因多样性从非洲向外递减一样。这个「serial founder effect」模型试图用语言特征证明人类起源的「出非洲说」。但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怀疑：这个模型把语言演化类比成中性漂变，却忽略了语言接触的「水平传递」——词汇和音系特征会像基因重组一样在相邻种群间扩散。Atkinson的模型后来被多位学者批评（如Wang et al., 2012），核心问题正是它没有控制语言接触的混淆效应。

这个案例教给我们一个科学哲学层面的教训：当我们把生物学模型（如漂变、奠基者效应）移植到文化系统时，必须警惕「同源类比」的陷阱。语言的演化既有垂直传递（遗传），也有水平传递（接触），还有第三种力量——「功能选择」（communication efficiency）——这是生物学里没有的。语言不是被动的化石，它是活着的、被使用者的系统，每一次使用都在微调它的适应度景观。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具有「双重继承」（dual inheritance）——基因-文化协同演化——那么当我们在计算社会科学里用文本数据做「文化演化」推断时，是否也该像种群遗传学那样，明确区分垂直传递与水平传递的贡献率？还是说，文本数据的「文化基因」根本就是另一种东西，需要一套全新的演化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