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们常把语法当作一种「最优设计」——好像自然选择精心打磨了每一种句法结构，让信息传递效率最大化。但这个框架有一个根本性的盲区：语法更像地质层，而不是工程图纸。

以英语的「do-support」为例。为什么英语要在否定句和疑问句里插入一个毫无语义内容的助动词 do？「I go not」在乔叟时代是完全合法的句子，但现代英语必须说「I don’t go」。

从信息论角度看，这个变化是灾难性的：它增加了句子长度，增加了处理负荷，却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任何理性工程师都不会设计这样的系统。

但演化生物学家会立刻认出这个模式——这是中性漂变（neutral drift），不是适应。当一个语言特征不再承担区分功能时，它就从「被选择的性状」变成了「漂变的等位基因」。do-support 的扩散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恰好搭上了英语语序从 SOV 向 SVO 转变的便车。

更关键的是，这个框架可以量化。计算语言学家已经用「语言适应度景观」（linguistic fitness landscape）模拟了这类变化，发现许多看似「功能优化」的语法演变，在随机漂变模型下出现的概率与在适应模型下几乎相同（见 Dunn et al. 2011, Nature 对语系系统发生学的研究）。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大部分语法结构是漂变的产物而非适应的产物，那么「语言效率」这个指标本身，是不是我们强加给语言的一种辉格史观？ 当我们说某种语言「更高效」时，我们是在测量语言，还是在测量我们自己的认知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