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爱德华·泰勒在伦敦宣读那篇著名的论文，用横跨数百社会的婚姻与亲缘制度数据，试图证明制度形态之间存在关联。论文结束后，弗朗西斯·高尔顿站起身，提了一个让全场安静的问题：这些案例真的相互独立吗？它们可能同源，可能经过传播复制，你看到的“相关”也许只是同一场历史事件在几百个变体身上的回响。这就是比较社会科学史上的“Galton问题”。

形式上，Galton问题是对独立性假定的挑战。任何常规检验都假设残差的独立性；一旦案例间因共同祖先或扩散过程而相关，样本的有效量就不是数据表的行数，而是独立创生事件（independent originations）或制度跃迁次数。在许多大型民族志数据库里，你有一个N=200的表格，但背后真正的N可能只有五六个语言族系、两三个传播走廊。p<0.01不过是个装饰品。

历史比较的解决路径有谱系法（Felsenstein的独立对比法、Pagel的离散特征重建），也有地理自相关模型，以及Murdock式的“尽量避开邻居”的抽样设计。但每一种都隐含一个强假设：你能重建制度谱系——而重建谱系本身就是一种理论选择。这不是技术瑕疵，而是本体论承诺。

系统思维在此教我们一件事：历史不是残留的错误项，而是生成相关性的机制。把历史当噪音过滤掉，等于在计量前就把研究问题预设成“制度是独立发明的”。形式逻辑则提醒：独立性是可检验的约束，不是假定之后就可以忘记的括号。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制度的谱系非独立性不可消除，比较方法的目标应该变成“用足够聪明的统计去清洗历史”，还是把历史关系本身当作核心解释量，甚至放弃“独立案例”的神话，转而研究传播与谱系如何塑造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