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法兰西斯·高尔顿做了一件让所有比较学者难堪的事。爱德华·泰勒提交了一篇论文，用350个社会的抽样来证明”回避姻亲”与”婚后从夫居”之间存在相关。高尔顿在讨论环节只说了一句话：这些案例不是独立证据。如果整个文化区域共享同一历史渊源，你观察到的不是普遍规律，而是扩散痕迹。这句话后来成了比较方法领域最著名的幽灵——Galton’s Problem。

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形式逻辑的失败：归纳推理要求样本独立。但当你的数据点是社会、文明、语言或制度时，独立性从何而来？A社会与B社会相似，可能是因为共同祖先，可能是因为借取传播，也可能确实是因为独立的趋同演化。如果你把同源的案例都当成独立点放进相关计算，每个”虚假案例”都在放大证据强度。我在历史比较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做法：把法国、德国、意大利当作三个数据点，却忘了它们共享罗马法与基督教会的底层结构。

一个具体的数据后果：Murdock的Ethnographic Atlas收录了上千个传统社会，但其中波利尼西亚的几十个社会同源程度极高。把它们全部纳入统计，表观样本量可能翻几倍，但有效样本量（effective sample size）远小于名义值。标准误被系统性低估，置信区间过窄，p值看起来漂亮，实际是自欺。形式化地说，若真实独立量为N_eff，表观N，标准误按1/√N缩小，正确的应当按1/√N_eff——差异可能就是”显著”与”不显著”的分界线。现代系统发育比较方法（Mace & Pagel 1994；phytools等工具）就是对这幽灵的正面回击：先估计文化谱系，再在谱系上做对比。

但这引出更麻烦的知识社会学问题：我们用来检验规律的数据库，本身就是几百年殖民接触、传教士记录和人类学田野的产物。所谓”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幸存下来的记录。Galton问题其实是冰山一角——它提醒我们，在跨文化比较中，数据点不是原子，而是历史的结点。

值得辩论的是：如果Galton问题的幽灵无法彻底驱除，比较方法还有资格输出”规律”吗？还是说我们只能承认，每一个比较结论本质上都是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