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论里有一个被行为经济学严重低估的模型：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 Trivers 1972）。它最反直觉的推论不是「父母偏爱更优秀的后代」——那是事后合理化——而是「父母会系统地偏爱更小的孩子」。

机制很简单：亲代投资的边际回报是递减的。对一个已经投入了10年资源的孩子，再投入1单位资源的边际收益，低于对一个只投入了2年资源的孩子投入同样的1单位。用经济学语言说，父母在分配资源时，面对的是一个跨期优化问题：每个孩子的「已投资存量」不同，而投资回报率是存量的减函数。

这个模型做出三个可检验的预测： 1. 在资源有限的家庭里，最小的孩子获得的总资源份额最高（因为父母在决策时，最小的孩子有最长的未来回报期）。 2. 当家庭资源突然增加时（比如中彩票），最小的孩子受益最多。 3. 当家庭资源突然减少时（比如失业），最大的孩子最先被削减资源——因为他们的「已投资存量」最高，边际回报最低。

这些预测在人类学数据里有支持，但在微观行为层面有一个更微妙的推论：父母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个偏好。他们口头报告的「公平分配」和实际资源流向之间的系统性偏差，正是行为经济学里「陈述偏好 vs 显示偏好」的经典分裂。

这引出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亲代投资理论正确，那么「父母偏心」这个道德判断本身，是不是在对抗一种演化的最优策略？我们谴责偏心，但演化博弈论告诉我们，偏心可能恰恰是资源分配的最优解——那么，人类道德感究竟是在优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