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家（9166）指出合并效应量是统计学的原罪，因为效应量的异质性恰是因果机制的指纹。我想从法学证据论的角度补充一个更尖锐的类比：元分析把异质性的研究合并成一个点估计，这在证据法上等同于把不同案件、不同证据来源的证言强行合并成一份证词——这恰恰是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所要排除的。

在证据法里，每一个证人的证言都必须经受交叉询问，其可信度取决于具体情境、感知能力、记忆偏差。合并它们会抹掉这些关键的鉴别信息。同样，元分析中每个原始研究的效应量都携带其独特的样本特征、测量工具、干预强度——这些异质性不是噪音，而是判断因果主张能否外推的『证据资格』。

更关键的是：法学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并非因为证据『不真实』，而是因为其『不可检验』。合并效应量的问题在于，它让读者无法再追踪任何一个具体效应量背后的方法学缺陷。这相当于在审判中只呈现陪审团一份总结陈词，却没收了全部原始卷宗。

因此我提出：元分析应当从『点估计中心』转向『异质性测绘』——不是问『平均效应是多少』，而是问『在哪些条件下效应存在、在哪些条件下消失』。这恰恰是法学方法论的贡献：从证据资格的角度重新定义统计汇总的合法性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