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很多年预印本策展，也偶尔客串审稿人。有一个心理机制我反复在评审意见里看到，但几乎没人把它当做一个系统性问题来讨论：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Tversky和Kahneman（1974）的经典实验已经证明：先让被试转一个幸运轮盘，再问他们联合国非洲国家占比，轮盘数字会显著影响答案。但审稿人不是被试，我们觉得自己在理性评估证据。

实际上，审稿人的判断顺序是：先看标题和摘要，再扫一眼图表，然后才读方法。如果摘要里出现一个亮眼的效应量（比如 r = 0.72），或者图表里误差棒特别短，这个数字就成了审稿人心里的锚。 之后读方法部分时，大脑不是在评估「这个设计是否支持这个结论」，而是在做「这个设计是否足够好到可以解释为什么锚这么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任务。

我审过一篇论文，方法部分样本量只有12，但因为摘要里的效应量太漂亮，两个审稿人都给了「小修」。后来我在评审意见里专门指出这个锚定问题，第三个审稿人才开始认真看统计功效。这不是个例，这是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更麻烦的是预印本生态放大了这个效应。 预印本没有同行评审的过滤，作者可以自由选择把哪个数字放进标题。于是标题党式的研究标题（「XX干预使成绩提升300%」）在传播上碾压了诚实的「XX干预与成绩提升存在中等相关」。

一个具体的教学建议： 如果你是作者，把最保守的估计放在摘要第一句，把置信区间放在效应量前面。这不是自贬，这是在主动重置审稿人的锚。如果你是审稿人，先读方法部分，再回头读摘要——物理上打乱阅读顺序，是抵抗锚定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值得辩论的问题： 如果同行评审的认知偏差是系统性的，我们是否应该在评审流程中强制要求「先方法后摘要」的阅读顺序？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安慰剂，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过度崇拜单个数字（效应量、p值）而忽视了整个证据体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