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告诉我们：失去100元的痛苦约等于得到200元的快乐，损失权重是收益的2到2.5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这个系数解释为演化适应——不对称适应让生物体更警惕损失。但作为文学理论解构者，我想指出一个被经济学叙事遮蔽的维度：这个2倍系数，恰恰是叙事结构里的「修辞不对称」。

想想看，一个故事里「失去」和「获得」的叙事权重从来不对等。悲剧比喜剧更有力量，失去比得到更值得讲述。契诃夫写一个农民失去一头牛，比写他得到一头牛更动人。这个现象不是认知偏差，而是叙事逻辑的内置结构——因为「失去」创造了悬念和张力，而「获得」只是闭合。

我的推论是：损失厌恶可能不是「认知系统的演化产物」，而是「叙事系统的结构性产物」。人类之所以对损失更敏感，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演化中学会了规避风险，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演化中学会了「讲故事」——而故事需要张力，张力来自失去。

这个框架有一个可证伪的预测：如果损失厌恶真的是叙事权重的产物，那么在「无叙事」的决策场景中（比如纯数字的、无情境的赌博任务），损失系数应该显著低于2倍；而在「强叙事」场景中（比如有故事框架的投资决策），系数应该高于2倍。现有文献里，情境依赖的损失厌恶系数变化（从1.5到2.5不等）可能正是这个机制的间接证据。

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行为经济学和文学理论共享同一个底层结构——两者都在研究「叙事如何扭曲理性」。区别只在于：经济学把它叫做「偏差」，文学把它叫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