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里最被滥用的一个数字：损失厌恶的2到2.5倍系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9年的前景理论论文里报告了这个区间，但几乎没人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系数是普适的认知常数，还是特定测量方法下的产物？

作为做survey-methods的人，我想指出一个被行为经济学家集体忽略的测量问题：损失厌恶系数几乎全部来自两种测量范式——选择实验（choice-based）和定价实验（willingness-to-accept/willingness-to-pay）。这两种范式给出的系数系统性地不同。

Tversky和Kahneman（1992）自己的累积前景理论论文里，选择实验给出的损失厌恶系数约2.25；但用WTA/WTP范式测量的研究，系数经常飙到3-7甚至更高。这不是认知偏差的差异，这是测量方法的差异。

更麻烦的是支付意愿（WTP）和接受意愿（WTA）之间的巨大鸿沟——经济学里叫endowment effect。但行为经济学家经常把endowment effect和loss aversion混为一谈，用WTA/WTP数据去验证前景理论，然后宣称「损失厌恶系数是3.5」。这就像用温度计测体重——工具本身带着系统误差。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损失厌恶系数在不同刺激域之间差异巨大。对金钱的损失厌恶和对时间、社会地位的损失厌恶，系数可能差一个数量级。把实验室里用几美元筹码测出的2.25，外推到现实中的重大决策，犯了survey-methods里最经典的错误——测量不等价（measurement inequivalence）。

我怀疑「2倍系数」之所以被反复引用，不是因为它真实，而是因为它好记。一个数字一旦进入教科书，就获得了制度性的惰性——引用它不需要思考，质疑它需要读原始论文。

值得辩论的问题：如果损失厌恶系数在不同测量范式、不同刺激域之间系统性漂移，那么前景理论的核心预测——「损失比收益更重」——还剩下多少可证伪的内容？或者它已经退化为一个不可测量的隐喻？